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神不知鬼不觉地跨过鸭绿江，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从1950年10月19日至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役，迫使敌人退到三八线以南，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了停战谈判。
毛泽东精心指导了第一、第二次战役，并制定了后三次战役的战略方针。
在两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部队中开始滋长速胜思想。针对这种不正确倾向，毛泽东正确分析战争形势，阐述了长期作战方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对此作了较好的叙述：
我军连续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战局，但尚未大量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因此，尽管敌人已遭到严重失败，而我军要赢得战争胜利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任务仍然是艰巨的。这是当时战争的基本形势。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志愿军首长早在敌人向平壤和“三八线”撤退时，即正确地分析了这一基本形势，并依此对战争的发展前途作了实事求是的估计，对我之战略设想和应取的方针也作了充分考虑。12月4日，中共中央向志愿军首长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朝鲜战争发展前途的看法和意见。毛泽东主席指出：“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还指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但是，美帝国主义“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到‘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要〕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当时，战场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主席的分析。敌退守“三八线”以后，便为争取喘息，开始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阴谋，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主席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和为了打破敌人这一阴谋，于12月13日致电彭德怀司令员，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并提出“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况，如敌固守汉城，我则准备攻击汉城的条件；如敌放弃汉城，我则在汉城至平壤间休整一个时期，然后再战。12月15日，志愿军首长根据毛泽东主席这一指示，为粉碎敌人企图利用“三八线”重整部队，准备再战的阴谋，向各部下达了向“三八线”以南挺进的预定部署，确定在汉城、原州、平昌线以北地区歼灭美、伪军各一部，第一步以“三八线”以北市边里、涟川为目标攻击前进。12月19日，彭德怀司令员根据当时战争形势和部队速胜思想滋长等情况，致电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目前仍应采取稳进”的建议。他说：“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然较前低落，现还有二十六万左右兵力。政治上，敌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说来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求美国这样做。如再吃一两个败仗，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釜山、仁川、群山），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据此，他提出“为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四个军（五十军、六十六军在两翼牵制敌人）首先歼灭伪第一师，后相机打伪六师。如果战役发展顺利时，再打春川之伪三军团，如不顺畅即适时收兵。能否控制‘三八线’，亦须看当时具体情况再行决定”。
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同意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意见，复电说，“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观点是有害的”“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休整，是必要的”“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目前美、英军集中于汉城地区不利攻击，我应专寻伪军打。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于朝鲜。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
之后，毛泽东主席根据伪军及美军一部已在37°线至“三八线”之间站住脚跟，组成防线，可使我军不用走很远的路便能寻敌作战的情况，又电告志愿军首长改变原先和人民军商定的，以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深入敌后分散敌人兵力的计划，指出：伪军集中于我有利，分散则于我不利。如果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现在插入朝鲜南部，威胁敌人后方，就有分散敌人，使敌人变更部署，不敢在37°线以北地区建立防线的可能；而汉城美军则有放弃汉城，集结大田、大邱一带的可能。这样，将使我军作战发生很大困难，不易各个歼灭敌人。因此，不但人民军二、五军团现在不要深入南部，而且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在此次战役后亦应当后退几十公里进行休整，以使美伪军感到安全，恢复其防线，利我军春季歼敌。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以上指示，志愿军首长最后定下了如下决心：集中志愿军六个军，在人民军三个军团协同下，实施进攻，粉碎敌人在“三八线”的防御，“歼灭临津江东岸迄北汉江西岸地区第一线布防之伪1师、伪六师、伪二师及伪五师一部”。如发展顺利，即相机占领汉城和春川、洪川、襄阳、江陵一线；尔后再进行休整，准备春季攻势。部署为：以五个军（军团）向东豆川、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以两个军分别向济宁里、加平及春川方向实施突击，以人民军两个军团向自隐里、洪川方向实施突击。〔31〕在12月26日致彭德怀及金日成等的电报中，毛泽东强调：“战争仍然要作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因此，他主张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后撤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但是，毛泽东又迅速改变想法，指示彭德怀迅速发起第三次战役。在12月29日的电报中他对彭德怀说：
12月28日20时电悉，同意你的计划。此次战役如发展顺利，以六十六军或四十二军占领春川洪川，以人民军一部占领襄阳江陵，分储粮弹，准备春季攻势。其他各军，于战役完全结束敌人新部署亦已明了之后，即分置于粮运较为便利地区（不论三八线南北），部署休整两个月。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不打这一仗，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对毛泽东改变休整计划发起第三次战役的原因等，聂荣臻写道：
第二次战役以后，为了配合我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控诉美国武装侵占我领土台湾的斗争，扩大政治影响，毛泽东指示我军接着就发起第三次战役。当时彭德怀从前线报告，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须休整补充。又据敌情报告，在第一线兵力上，我军不占绝对优势（只比敌人多二到五个师），因此，我也建议，战役推迟两个月打为好。但毛泽东同志为配合政治斗争，仍决心要打。于是1950年12月31日我军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乘胜发起第三次战役，经过九天连续作战，将敌人赶到了三七线以南，解放了汉城，又歼敌1.9万多人。〔32〕
毛泽东在第三次战役胜利后继续批评轻敌速胜思想，并且进一步要求志愿军与朝鲜党、军队和人民建立密切关系。《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写道：
当时，虽然敌人由于连续失败正在议论着自朝鲜撤退问题，但是，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对朝鲜战争发展前途的估计，仍如第三次战役前所指出的那样：敌人在其主力未被击破之前，是不会自动撤出朝鲜的。因为美国侵略者要维持其在远东和世界的政治地位，要保护他们在朝鲜所掠夺的财富，并且他们还相信装备上的优势可以帮助他们守住朝鲜南部的阵地。所以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充分准备，进行几次激烈的大规模作战，才能达到完全解放朝鲜的目的。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给彭德怀司令员的电报中又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并且还对敌人可能采取的决策作了如下的估计：“（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迫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们充分准备工作的结果，因为敌人知道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了，敌人才知难而退。（二）敌人在大邱、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作充分准备才能再战。”还“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2月间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志愿军首长根据毛泽东主席这一指示精神和我军实际情况，计划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于3月间发动春季攻势，并立即着手进行准备。
为了统一思想，总结经验，在春季攻势作战中夺取更大的胜利，联司于1月25日至29日在成川郡之君子里（成川西南五公里）召开了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会议。金日成首相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彭德怀司令员作了报告。会议总结了前三个战役的经验，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下一步作战任务和作战方针。会议指出：“三次战役的经验证明，敌军的装备虽占优势，但只要我军依靠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灵活的战役指挥和勇敢顽强的作战相结合，是可以胜利的；在装备悬殊的条件下，我军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必须是有重点地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逐个地歼灭敌人；在战术运用上，应力求夜战（在渗入敌人纵深或迂回敌后，或追击溃敌的条件下，白日作战仍是可能和必要的）、近战，力求实施大胆的迂回包围、穿插分割，勇敢地渗入敌之纵深和后方，同时，组织精锐勇敢的小部队，袭击敌炮兵阵地和指挥所，混乱敌之部署，以造成我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条件。会议还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志愿军的指示，毛泽东主席在指示中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要努力向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军学习；要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并指出，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这次会议，统一了作战思想，增强了中朝军队的团结，鼓舞了斗志。〔33〕
1951年1月27日至4月21日，我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共歼敌7.8万余人。此次战役期间，毛泽东作出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的正确决策。在1951年2月7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毛泽东将当时在国内的杨得志兵团、杨成武兵团、董其武兵团等十一个军编为第二番作战兵力，令其立即开始出境作战的各项教育并授予任务；以现任第一番作战兵力中的第十三兵团六个军撤至后方补充休整3个月至4个月，改为第三番作战兵力；九兵团全部撤回华东任守备。1951年3月1日，毛泽东就朝鲜战局和我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致电斯大林，电报说：
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三十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三个军，共九个军二十七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4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六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四个军，共十个军三十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6月中调用。
毛泽东最后总结说：
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轮番作战方针妥善地解决了我军休整补充问题，是坚持长期作战的有力保证。
1951年4月22日至5月21日，我军对转入防御之敌发起了第五次战役，歼敌8万余人，迫使美伪军重新退到了汉城及其以南地区，放弃了侧后登陆计划，并于7月接受停战谈判。在第五次战役结束不久，毛泽东总结这几次战役经验，对我军同美英军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作了进一步论述。5月16日，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八个军，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共有八个整营，这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共有十六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整营为适宜。这就是说，打美军、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军、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个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毛泽东还对第五次战役的不足之处作了概括，说此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34〕
正因为战役指导上的这些不足，使得第五次战役的胜利不圆满，突出地表现在180师突围失败上。
5月下旬，毛泽东接见陈赓、解方和邓华，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的战法，并谈了抗美援朝的指导方针。杜平叙述此事时写道：
5月26日，志愿军党委拟于6月中旬召开一次高干会的报告会报中央核定。第二天，即收到了解方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说毛主席在北京召见了他和陈赓，重点指示了如下几个问题：
打法上同意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
应加强政治工作。对朝鲜战局长期性、艰苦性有充分认识与准备。同时应指出胜利条件，强调克服困难，战胜困难。
组织上完全同意“统一集中、减少层次，精干组织、提高效率”的原则，兵团最好取消，加强志愿军司令部与各军。
这就是说，毛主席肯定了我们志愿军党委确定的三项会议议题。看完解方来电，彭总特别对“零敲牛皮糖”的比喻感兴趣。解方回京前，彭总曾有交代：根据前五次战役的经验，在集中优势兵力把敌人包围后，必须在当夜把敌人消灭。不然，到了第二天，敌人有大量空军支援，敌我力量对比就要起变化，我们就无法吃掉敌人。意思是让解方向毛主席汇报：打歼灭战不能张口太大。现在毛主席形象地归结为“零敲牛皮糖”，彭总当然高兴。他笑着说：“主席还没忘了家乡的牛皮糖啊。”说罢，当即将解方的来电批转三兵团王近山、王蕴瑞，九兵团宋时轮、陶勇，十九兵团杨得志、李志民诸同志阅。因此电机密性大，特别指出要他们阅后焚烧，不要保存。
会议召开前夕，邓华去北京向毛主席当面汇报朝鲜战况，毛主席又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的关于抗美援朝的指导方针，总的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战略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这是综合分析双方军事实力和国际政治形势后而采取的正确决策。
6月25日，酝酿已久的高干会在空寺洞总部驻地开幕。在此之前，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在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副政委张南生率领下从安东、长甸河口入朝参战。6月会议，杨成武、张南生都参加了。
会议开始，先由邓华传达了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情况和毛主席关于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和准备同敌人进行谈判的指示，然后大家分组围绕战略指导思想转变这一主题进行讨论。〔35〕
在抗美援朝期间，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不幸牺牲。李银桥在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毛泽东送子赴朝参战，以及得知爱子死讯时的情景。他写道：毛泽东决定送儿子出国参战。江青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曾劝阻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负有重要责任，离不开，不要去参战了。毛泽东讲了应该去的道理，给我印象最深的仍然是那一句话：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毛岸英告别结婚刚一年的妻子，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前线，在志愿军总部充当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
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打响第二次战役的第一天，志愿军总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不幸牺牲。彭德怀给毛泽东、党中央发来了电报。
机要主任叶子龙拿到电报后，忙同周恩来、江青研究一番，没有告诉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办完公，到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休息时，叶子龙和江青才把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坐在沙发里。听到消息，先是一怔，盯着江青和叶子龙一声不响。
江青和叶子龙不敢说第二遍，也不好说什么劝慰的话，不约而同垂下了头。
于是，毛泽东眨了一下眼，目光开始缓缓移动，望着茶几上的烟盒。
他去拿烟，两次都没将烟从烟盒里抽出来。我忙帮他抽出一支烟，再帮他点燃。
屋里静了很长时间，谁也没说一句话。能够听到的只有毛泽东“咝咝”的牙缝往里吸烟的声响，陕北农民吸烟都喜欢发出这种“咝咝”声。
大概烟雾熏了毛泽东的眼睛，大概他想起了儿子许许多多的往事，我见到毛泽东眼圈陡然一红，湿润了。
叶子龙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又沉默了很久，毛泽东吸完第二支烟，把烟头熄灭在烟缸里，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发出催人泪下的一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我顿时泪溢眼眶。
毛泽东没有哭，又点燃一支烟，开始听江青汇报儿子牺牲的经过。大意是敌机轰炸，扔燃烧弹，被烧死了。
毛泽东最后只交代一句：“这个不要急着告诉思齐了。”
此后不久，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志愿军入朝作战情况时，心情沉重地谈了毛岸英的牺牲。
毛泽东点燃了香烟抽着，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慢地说道：“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同普通的志愿军战士一样，毛岸英的忠骨被安葬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里。
这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胸怀！〔36〕
1951年2月下旬，彭德怀在回北京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汇报朝鲜战局时，曾当面向毛泽东说明毛岸英牺牲的经过。
《彭德怀传》写道：
中朝联军第一线兵团连续作战，大量减员，而第二番轮换兵团还远在鸭绿江边。前线部队衣鞋粮弹均未补充，很多战士赤脚作战，这使彭德怀对当前的严重局势和中朝军队的处境愈加焦虑和担忧，他深感战场情况用电报说不清楚，1951年2月16日急电毛泽东要求回京向中央面报，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即于18日先赴平壤附近，与金日成商谈拟定了中朝联军在“三八线”以南的作战方案：西线汉城方面，力争沿汉江北岸抗击时间越久越好；东线横城方面，集中三十九军、四十军力争在运动中歼灭南朝鲜两个师和美军一部，以推迟敌人进到“三八线”的时间。19日，彭德怀致电邓华速回主持全面工作。
2月20日晚，彭德怀带两名参谋、两名警卫员，乘两辆吉普车，冒着敌机的轰炸，连夜向北疾驰，21日晨到达安东，聂荣臻派来的专机已在机场等候。11时，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加油，时任东北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的郭瑞乐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看到彭总很疲劳，请他在机场休息室休息一会儿，他说：‘我不累，你们别管我！’他不进休息室，既不吃饭，也不喝水，就一直站在飞机旁，等着飞机加完油，即刻向北京飞去了。”
21日午后，彭德怀在西郊机场下了飞机就乘车赶赴中南海，不巧毛泽东当时住在西郊玉泉山静明园，彭德怀又命车折返西郊。当他急急进入静明园时，毛泽东正睡午觉。秘书和警卫人员劝他等一等，彭德怀面色严肃，大声说：“我有急事要向毛主席汇报！”他不顾警卫的拦阻，推门而进，将毛泽东唤醒。
毛泽东事先已收到彭德怀要回京的电报。立即起床，一面穿衣，一面打趣说：“只有你老彭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毛泽东得知他还没吃午饭，说：“你必须先吃饭，你若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彭德怀只好到食堂匆匆吃了几口，回来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说明从敌我现实情况分析，朝鲜战争不能速胜。彭德怀说：“我军现在是出国作战，与在国内作战突出的不同之处：一是兵员补充不能取之于敌。抓到的敌人俘虏不能补充自己，也不能就地动员朝鲜青年参加志愿军。现志愿军伤亡很大，得不到及时补充，战斗力已越来越削弱。二是敌机轰炸，道路、车辆毁坏严重，物资得不到及时补充。即使缴获了敌人的装备，因缺乏技术人员，不能使用，几乎全部被敌机炸毁。三是部队越过‘三八线’作战，正是严冬季节，朝鲜东西两面是海，寒风袭人，东线更冷，战士衣服单薄破烂，有的连鞋袜都没有，大量生病和冻伤。四是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得不到新鲜蔬菜，断炊现象经常发生。指战员靠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营养不良，体力下降，许多人得了夜盲症，严重影响作战行动。我们现在一无空军掩护，二无足够的高射火炮，运输车辆大部分被中途炸毁。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一个多月共损失汽车780多辆，真正能够送到前方的物资粮食为数很少。我们如不能有效地保障后方的交通运输，是无法坚持长期作战的。”毛泽东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说：“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困难处境很关心，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彭德怀在追述这次谈话时写道：“这次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明确的指示，即‘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37〕
最后，彭德怀十分不安地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经过和处理情况。在毛岸英牺牲的当天（1950年11月25日），志司（志愿军司令部）即将这次不幸事件电告中央军委。其时，毛泽东身体欠佳，又忙于国内外重大事务，周恩来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1951年1月2日，才将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泽东和江青看，并附一信安慰说：“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立纪念志愿军烈士墓碑。”
彭德怀十分内疚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毛泽东沉默一阵慢慢抬起头来，反而宽慰彭德怀：“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已使用在朝鲜战场上的各型飞机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2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总参谋部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问题。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国内各方面想办法大力支援前线。讨论到具体问题时，有些人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难以落实。彭德怀本来就为前线的供应不继焦急不满，会前苏联军事顾问表示不能派空军掩护志愿军的交通线，更使彭德怀十分失望。此时，会议又出现这个情况，彭德怀十分恼怒，猛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说：“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伤亡那么多人，他们为谁牺牲？现在既没有飞机，火炮又很少，后方运输根本没保障，粮食服装运不上去，饿死、冻死了很多战士，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彭德怀火冒三丈，会场气氛骤然紧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虽大度维持，会议还是不欢而散。〔38〕会后，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方供应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即凡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一则替换第一线部队休整，二则锻炼部队，提高全军现代化作战指挥能力。会议决定，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十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由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和罐头食品；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增产节约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这些措施对减少志愿军的困难，增强战斗力起了巨大作用。
彭德怀在北京停留的一周内，除和毛泽东、周恩来商谈决策重大问题外，又和军委各总部负责人研究具体实施办法。日夜奔跑，十分紧张，本来已经消瘦的身体更显疲劳消瘦，毛泽东见状要他在北京休息几天，因前线正紧张，彭德怀仍于3月1日匆忙离京。当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明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中所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苏联方面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3月5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两个驱逐机师和3个高炮师参战，并同意给中国增供6000辆汽车的合同。〔39〕
五次战役以后，敌方迫于军事上和舆论上的压力，不得不同意举行停战谈判。中共中央在这种情况下举行会议，研究下一步战略方针。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了这次会议：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我们不怕，而且会越打越强，但是，也不是没有困难。会议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最后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我们认真地贯彻了这一方针。〔40〕
就和谈问题，毛泽东从1951年7月起拍发了大量电报，予以具体指导。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论及抗美援朝的战略方针问题，他指出：从1951年7月以来，“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他还说：
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
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
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
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
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
究竟打到哪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
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
一、要死人。他们为扣留一万多个俘虏奋斗，就死掉了三万多人。他们的人总比我们少得多。
二、要用钱。他们一年要用一百多亿美元。我们用的钱比他们少得多，今年比去年又减少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
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
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们出兵侵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我们的事情比较好办，国内的事我们可以完全做主。但是，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美国的参谋长是他们自己的人。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做一半主。
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
1952年10月8日，美方突然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企图以军事和政治高压迫使中、朝方面就范。在遭受了重大打击之后，才于1953年4月重开谈判。
在此期间，毛泽东指示志愿军部队一面在三八线附近坚决打击美军，一面在西海岸集中力量作好反登陆作战的充分准备。同时，又抓住时机，争取早日重开谈判。
杜平回忆1953年春毛泽东同他谈话的情景说：
过了不几天，彭总让秘书打来电话，说毛主席要见我。我不知彭总同毛主席说得怎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中南海去见毛主席。
进了丰泽园，穿过一座庭院，便是毛主席的会客室。公务员送来一杯清茶。我等了一会儿，秘书便来招呼，说主席请我进去。我进去时，主席正伏在宽大的写字台上批阅文件，见我进来，忙招呼：“杜平同志，坐吧！”
我向主席敬礼后，在桌子一侧坐了下来。
主席亲切地望着我说：“坐近点，坐近点。”
主席首先询问了朝鲜西海岸抗登陆的备战工作。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西海岸防御的准备情况后，主席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他点着头说：“你们辛苦了！”他还说：“我们有了准备，敌人就不敢来，即使来了，我们也不怕。艾森豪威尔现在是骑虎难下，欲打力不从心，欲和于心不甘。所以我们现在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他采取行动为止。”
我静静地听着主席的分析，估摸着板门店谈判有可能重开。这时，反而不好意思提自己不想当大使的事了。
我正犹豫着，主席倒先开了口：“彭德怀同志对我说，你不想去朝鲜当大使？”
我急忙说不是不想，而是怕当不好。接着又把向彭总说的理由对毛主席重新说了一遍。主席听后，沉思一会儿，问我：“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5岁。”我回答说。
“不大，不大，还可以学嘛！”主席笑着说。
说实在的，我并非对工作挑肥拣瘦，而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考虑。有的同志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外交，外交，无非是喝酒跳舞，“无可奉告”。我却认为不这么简单。大使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干不好会直接损害国家的形象。
中朝两国是1949年10月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我国驻朝首任大使是倪志亮。1952年初，倪大使因病卸任回国，使馆的工作一直由甘野陶代办负责。甘代办在朝的工作是卓有成绩的，我觉得由他继任驻朝大使要比我合适得多。
我把这个意见同主席谈了。主席沉思片刻说：“好吧，既然这样，我给金首相写封信，你带给他。回朝鲜后，你仍到开城代表团工作。金首相什么时候有事要找你，你就随请随去。没事，就在开城工作，也很方便。怎么样？”
我一听，如释重负，高兴地说：“服从主席命令。”
从主席那儿回来，又去看望了总政罗荣桓主任，副主任肖华、傅钟和陈奇涵等在京的老同志。
3月中旬，我离京返朝。在平壤以西人民军总部驻地，我将毛主席的信交给了金首相。他看完信，望我笑了笑说：“好哇！就按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办吧！”又热情地留我吃了饭。
在北京逗留期间，有消息表明，美国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正为摆脱进退两难的处境而寻找出路，朝鲜停战谈判僵持的局面正在悄悄解冻。
艾森豪威尔对待朝鲜战争的态度，走的是一个“之”字形的道路，即停止战争—扩大战争—停止战争的道路。还在竞选期间，他利用美国人民强烈要求早日结束朝鲜战争的愿望，曾向选民许下诺言：如果他当选，他打算前去朝鲜，亲自判断那个国家的情况，并设法结束战争。这个诺言使他获得了大量选票，当选为美国总统。
就职十天以后，艾森豪威尔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主张不惜冒扩大战争的风险，来赢得这场战争。他在2月2日发表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宣布，解除“台湾中立化”，妄图动用蒋介石的武装威胁中国大陆，说什么“我们确实没有责任去保护一个在朝鲜同我们作战的国家”。2月3日，他又同出兵朝鲜的各国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的问题。从外电透露，他扩大战争的内容还有轰炸中国本土，直至包括在战术上使用原子弹。
艾森豪威尔这一套对中朝人民来说，并不新鲜，更没有什么威胁作用。毛泽东主席2月7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针锋相对地提出：“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艾森豪威尔继续扩大战争的冒险政策，在统治集团内部也遭到了反对。许多人主张在战俘问题上寻求妥协，以求实现停战，激烈指责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扩大战争会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实力；更多的人指责他自食其言，言而无信。美国的主要盟友英国也表示，不同意使用蒋介石的武装而导致朝鲜战争扩大。英国外交大臣在下院发表演说：封锁中国是一种错误。
朝鲜战场上的形势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也并不妙。1月29日结束的“丁字山”战斗，敌我伤亡比例是九比一。艾森豪威尔西点军校时的同学范弗里特哀叹说：“共军阵地十分坚固。”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们也惶惶不安地说：“不管采取什么方法，美国的死亡名单必定更长。”2月10日，在朝鲜待了22个月之久的范弗里特垂头丧气地被退役回国，接替他职位的是美国陆军部主管作战和行政的副参谋长泰勒中将。
泰勒也没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等待他的是更惨痛的失败。仅三四月间，我军就胜利出击100余次，歼敌3万人以上。其中一次歼敌1000到2000多的战斗就有四次。例如3月3日夜，我军在周密准备之后，仅4分钟就占领了涟川西北上浦防东山（老秃山）的主峰，两个半小时就全歼了守敌两个连。在以后四天四夜的激烈战斗中，我军共歼美军及哥伦比亚军2000多人。被俘的美军第七师士兵悲哀地说：“金化前线的秋天是可怕的，‘老秃山’前线的春天也是可怕的！”
更叫艾森豪威尔头痛的是，中朝军队在朝鲜东西海岸作了充分的抗登陆准备，美军利用其海军优势，再演仁川登陆的如意算盘，也难以实现了。
毛泽东主席同意我们代表团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动向的分析。他说，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本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倒吓倒了自己。但面孔既已板起，要就此转弯，尚非其时，特别是他的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行通与否，还要看看。”
艾森豪威尔要想法子使自己下台阶了。
我来北京之前，收到了美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给金日成、彭德怀的信件，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很明显，这是美国方面发来的恢复谈判的试探信号。我们没有立即答复，先把它晾了一个月。因为，据我们分析，联合国大会决定2月24日复会，在联大复会前的前两天，美国方面发来这样一个信件，是否诚心诚意，尚有待事实证明。鉴于美国在联大尚未死心，对战场亦未完全绝望，如果我们正式在板门店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美国态度将是拒绝的居多。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一个月过去了，美国没有再玩什么新花样。金日成和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克拉克马上响应，表示愿意恢复谈判和交换病伤战俘。
六个月僵持的局面终于打破了。艾森豪威尔被迫放弃了扩大战争的道路，令其代表团再回到谈判桌前。〔41〕
1953年4月19日，谈判双方在联络组会议上同意双方代表团大会复会，时间定于4月26日。谈判恢复前两天，毛泽东给我方谈判代表团发来指示。杜平回忆了指示内容以及我代表团根据毛泽东规定的谈判策略，打赢最后一个回合的过程：谈判恢复前两天，毛泽东主席给我们谈判代表团发来指示，为准备我方建议的具体实施方案，有如下三个关键问题需要加以考虑：
一、未被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交给中立国，是送到中立国去，还是由中立国在朝鲜接收和看管。
二、这批战俘在中立国管理下的时间上有无限制。
三、这批战俘经过有关方面解释后，仍未得到解决的，应如何安排。
对以上三种情况，毛主席提出了下列两个方案：
第一方案：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到几个亚洲的中立国去，在规定的时间内（譬如半年或者三个月），派人前往解释，使之各回祖国。在规定期满后如尚有在中立国看管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由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
第二方案：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转移到经双方协议的地点，交给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四个中立国委员会接收和看管。在规定时间内（半年或者三个月）派人前往解释，使之各回祖国。在规定期满后如尚有在中立国委员会看管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由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
两个方案最关键的不同点，在于将不直接遣返战俘送中立国看管，还是由中立国在朝鲜看管这一条。
毛主席说：“在这两个方案中，我们倾向于第二方案，因为这一方案较第一方案简便易行，且易为中立国所接受。但是，为了在谈判桌上有进退余地，在谈判恢复后，先行提出第一方案，估计对方接受这个方案的可能性较小，在弄清对方全部意图后，可准备以第二方案与之妥协。”
4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复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谈判策略，在这次会议一开始，我代表团就先打出了第一方案。不出所料，哈里逊对我们的建议采取拒绝协商的态度，反对将不直接遣返战俘送往中立国，并且拒绝以亚洲国家作为中立国。
此时，李克农同志从国内回到开城代表团，仍任党委书记。经过近两个星期的唇枪舌剑，我们认为打出第二方案的时机已成熟。报经毛主席同意后，在5月7日的谈判会议上提了出来。
对我们的第二方案，正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美国方面没有断然拒绝，而只是提出一连串的询问。这说明美国方面有可能接受我第二方案。
但是，美国方面误认为我方谈判立场有所改变，于13日提出了一个冗长的长达26个段落的“反建议”，无理要求将35000名朝鲜籍战俘于停战日在南部朝鲜“就地释放”，只将非朝鲜籍战俘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看管和“解释”。
美国这个方案中的大部分建议都不符合关于由中立国看管未遣返战俘这一基本原则，而正是这个原则才是停战谈判得以恢复的基础。当哈里逊刚读完这份包藏祸心的冗长文件，我方代表马上站起来将其驳回。美国方面顽固地坚持了三天，但他们理屈心虚，只好宣布休会4天，以后要求延长休会五天。5月25日复会后，他们终于被迫撤回他们的建议，并要求谈判转入秘密行政会议。但是5月25日那天的大会，南朝鲜的谈判代表崔德新却没有出席，这为李承晚后来破坏停战埋下了伏笔。
总的说来，谈判恢复后，进展比前一段顺利些。哈里逊不再像过去那样蛮不讲理，加上国际和战场形势均对我方有利，因而代表团同志的情绪也随之高涨，日常生活中也不乏情趣。李克农住的院内，栽种着几棵桃树，被乔冠华戏为“桃花园”。我见乔冠华院内长满了凌霄花，也送了他个“凌霄斋”的别号。我的院子里因有一棵茂盛的古树，被乔称为“大树庭”。
6月8日，双方就第四项议程终于达成协议，并且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这项文件。
根据协议，双方应在停战协定生效后两个月内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至于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生效后六十天内交给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印度五国组成，而以印度为主席和执行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看管；然后由战俘所属国家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那一天起九十天内，派人向战俘进行解释，以消除他们的疑虑。如果九十天后仍有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则由高一级政治会议在三十天内解决。凡在中立国看管后一百二十天内尚未行使其被遣返的权利，又未经政治会议作出处理的战俘，则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他们成为平民。
至此，阻碍停战谈判的最后一个堡垒被攻克了，停战的曙光在升起。〔42〕
1953年7月27日，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终于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半岛重新出现了和平。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国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大规模建设创造了和平的外部环境，也证明毛泽东的决策是正确的。对此，连斯大林也不能不表示赞赏。
注释：〔14〕1950年6月29日《》。
〔15〕青石：《1950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载《百年潮》1997年第1期。
〔16〕《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734—735页。
〔17〕雷英夫、陈先义：《统帅部参谋的追怀》，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157—167页。
〔1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43页。
〔19〕金牛：《“跨过鸭绿江”的决策过程》，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4期。
〔20〕《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736页。
〔2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7—258页。
〔22〕访问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李树槐记录，1985年8月24日。——原注
〔23〕《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735页。——原注
〔24〕《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7页。——原注
〔25〕访问杨尚昆记录，1984年7月20日。——原注
〔26〕《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736页。——原注
〔27〕原彭德怀指挥所参谋龚杰1985年2月21日来信。——原注
〔28〕《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935页。——原注
〔29〕访问随周恩来赴苏联谈判的翻译师哲记录，1989年3月10日。——原注
〔30〕《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01—408页。
〔31〕《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76—79页。
〔32〕《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740—741页。
〔33〕《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92—93页。
〔34〕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50页。
〔35〕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62—264页。
〔36〕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59—162页。
〔37〕《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16页。——原注
〔38〕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1962年6月16日；访问雷英夫记录，1987年3月。——原注
〔39〕《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0—456页。
〔40〕《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741—742页。
〔41〕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73—579页。
〔42〕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89—5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