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心理学家之前，我曾是一位教师。多年前，我还在教书，还没有听说过西点军校的野兽营，但我当时就已经认识到天赋并不是获得成功的唯一条件。
27岁时，我辞掉了麦肯锡公司的工作，成为一名全职教师。麦肯锡是一家全球管理咨询公司，仅在纽约市，它的办公室就占据了市中心一座蓝色玻璃摩天大厦的好几层。当时，同事们有些不理解我的决定：为什么要离开一个所有的人都拼了命想挤进去的公司——一个被认为最具智慧与影响力的公司？
熟悉我的人以为我是为了换一种生活方式，告别一周80小时的工作，换一个更为轻松的岗位。但是，只要当过老师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没有比教书更辛苦的工作了。那么，我究竟为什么辞职呢？从某种角度来说，做商业咨询对我而言是走了偏路。大学期间，我一直为当地公立学校学生做辅导老师。毕业后，我创办了一个免费的学业辅导项目，并且运营了两年。之后，我在牛津大学攻读并取得了神经科学的学位，其间，我进行了阅读障碍的神经机制领域的研究。所以，当我开始教书生涯，才感觉自己回到了人生的正途。
即使如此，这样的过渡还是显得很仓促。仅仅在一个星期内，我的工资就从“真的吗？我真的挣到了这么多钱吗？”变为“哇，这里的老师究竟是怎么维持基本生活的？”当时，我的午餐通常是早晨离开公寓时自己打包的三明治，而不再是之前由客户埋单的寿司外卖。尽管上班乘坐的地铁与过去在麦肯锡上班时是同一条线路，但我得在市中心更南面的6站之后下车，来到下东区。我从每天高跟鞋、珍珠首饰，以及定做的套装，改为穿合脚的鞋以便可以站立一整天，并且穿着不怕被粉笔灰弄脏的便装。
我的学生年龄大约在十二三岁，他们大多居住在A大道和D大道之间的政府补贴住房区。那时，时尚的咖啡馆还没有遍布这个社区的每个角落。在我开始教书的那个秋天，我们学校被选中，作为一部电影的拍摄地。这部电影讲的是位于贫民区的一所秩序混乱的学校的故事。当时，我的工作是教七年级的数学，包括分数、小数，以及代数和几何的基本知识。
第一周，我就明显地看出，一些学生比其他同学更容易掌握数学概念。教这些有天赋的学生真是一种享受，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快速学习者”。几乎不需要任何提示，他们就能找出一系列数学题中潜在的规律，而这些规律是其他能力较低的学生费尽心力也不易掌握的。他们在看完我在黑板上的示范例题之后便会说：“我会了！”接着，他们便能自己正确地解答出下一道题。
然而，在第一个考核期结束时，我发现有些天赋高的学生的表现并不像我期望的那样好。当然，也有个别学生表现得非常优秀，但是，不少有天赋的学生的成绩却很糟糕。
相反，有几个最初学习很吃力的学生的成绩却超出了我的期望值。这些“成绩超出我预期的学生”不会东玩西闹或无所事事地向窗外眺望，他们总是在认真地做笔记并向老师提问。当第一次没有学会时，他们会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尝试，有时他们会在午餐时间来到办公室和老师交流问题，有时则会在下午的选修课上寻求额外的帮助。最终，他们的努力在考核成绩上得到了体现。
显然，能力并不能保证成就，有数学天赋并不代表一定能够在数学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这是一个让人出乎意料的发现。毕竟，大家通常都认为，在数学这门学科中，最具天赋的学生会胜出，将那些“没有数学天赋”的同学远远甩下。坦白地说，在开始当老师的第一学年，我心中也是带着这种假设的，我以为那些学得很轻松的学生能够持续地超越其他同学。我以为，有天赋的学生与其他同学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我被天赋误导了。
渐渐地，我开始进行一些尖锐的反思。当一节课后，我的学生没有学会相应的概念时，那些没有学会的学生是否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理解呢？或者，我是否需要换一种方法来解释我的教学内容？在做出“天赋就是命运”的定论之前，我是否需要考虑一下后天努力的重要性？并且，作为一名教师，找出能够帮助学生以及我自己更持久地坚持努力的方法，这难道不是我的职责吗？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哪怕是班里学习能力最弱的学生，在谈论他们真正感兴趣的话题时，也显得非常聪明。他们聊这些话题时，我几乎跟不上他们，例如关于篮球比赛的记分、他们喜欢的歌曲、复杂的故事情节等等。当我对学生们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我才发现，他们在各自异常复杂的日常生活中都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些复杂的思想，那么，在代数方程中把未知数解出来，真的有那么难吗？
学生们的天赋是不一样的，但就七年级数学来说，如果他们和我都付出足够的努力，是否就都能够达到课程的要求呢？当然，我认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具备足够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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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学年结束前，我的未婚夫成了我的丈夫。为了之后他在离开麦肯锡公司之后的事业发展，我们从纽约搬到了旧金山。我在洛威尔高中（LowellHighSchool）找到了一份教数学的新工作。
与我之前在纽约下东区工作的学校相比，洛威尔高中可谓是另一番景象。
洛威尔高中坐落在太平洋沿岸一个常年雾气缭绕的盆地深处，是旧金山地区唯一一所凭学业成绩来录取学生的公立高中。作为加州大学系统最大的生源地，洛威尔高中将很多学生送进了全美最优秀的大学。
如果你像我一样在美国东海岸长大，那么你可以把洛威尔高中想象为旧金山的史蒂文森中学——这会使你联想到只有极度聪明、有着一流成绩的学生才能进入的学校。
我发现，洛威尔高中的学生更为卓著的是他们的学习态度而不是智力。一次，我问班里的学生，一般会花多少时间在学习上。最具代表性的答案是：“很多很多小时。”他们指的可不是一周，而是在一天之内。
然而，和其他学校一样，这些学生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的考试成绩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就像我在纽约所观察到的，一些学生学得很轻松，我以为他们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但他们最终的成绩却不如其他同学理想。另一方面，那些最努力的学生，在小测验和正式考试中的表现则总是很突出。
戴维是努力学习的学生中的一员。
戴维是我高一代数班里的一名学生。洛威尔高中有两种数学班：一种是直通高中四年级大学预修[1]微积分课程的快班，另一种是我所教的普通班。我们班上学生的成绩没有达到洛威尔高中数学预备考试的标准，所以不能进入快班。
戴维起初表现得并不突出。他很安静，坐在教室的后排。他很少举手，也很少主动到黑板上解答数学题。
但我很快发现，每次改作业时，戴维提交的作业都完成得很棒。他总会在小测验和正式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我偶尔在他答案上判他没答对，通常都是我的失误，而不是他做错了。而且，他对知识的渴求非常迫切。上课时，他永远都在全神贯注地听讲；下课后，他又常常留下来并礼貌地向我要求更难的作业。
我开始好奇，这个孩子怎么会在我的班上。
当我意识到这个情况并不合理之后，我将戴维领到了教学主任的办公室，向她说明情况。幸运的是，这位主任是一位明智的好老师，她立即将戴维安排到了快班。
我的损失是其他老师的收获。当然，戴维的成绩仍有起有伏，他的数学成绩并不全都是“A”。戴维后来告诉我：“在转入快班后，我的学业有些落后。之后的几何课也很难，我只得了‘B’。”还有一次，他的数学考试只得了“D”。
“那么，你是怎样应对这种情况的？”我问道。
“当时，我确实感到很糟糕，但我并没纠结于此，我知道过去的考试并不能代表一切，我应该专注于接下来该做的事。之后，我找到老师寻求帮助。我试着找出自己的错误，以及改正的方法。”
高中四年级时，戴维选了洛威尔高中最难的两门资优微积分课程。那年春天，他在大学预修课程的考试中取得了5分的完美成绩。
从洛威尔高中毕业后，戴维进入了史瓦兹摩尔学院（SwarthmoreCollege），并取得了工程学和经济学的双学士学位。在毕业典礼上，我与他的父母坐在一起，回想起当初那个坐在教室后排的安静的男孩子，这一切证明，能力测试会导致很多错误。
2014年，戴维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机械工程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方向是关于货车机械热力学过程的最佳性能优化算法。用大白话说，戴维通过数学使引擎变得更加高效。如今，他是美国航空航天公司的一名工程师，这位曾被认为“没准备好”进入数学快班的男孩，现在成了一名火箭科学家。
在接下来几年的教学生涯中，我越来越不相信“天赋就是命运”这种说法，并对努力所产生的回报越来越感兴趣。为了能深入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最终放弃教书，并成了一名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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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研究生院学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心理学家早就开始了对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的探索。弗朗西斯·高尔顿是最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曾与他的表兄查尔斯·达尔文就这个话题展开过辩论。
众所周知，高尔顿曾是一位神童。他4岁时就能读会写，6岁时就学会了拉丁语和长除法，并且能够背诵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段落。学习对他而言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1869年，高尔顿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有关高成就的科学研究。他收集了科学、体育、音乐、诗词、法律等众多领域中成功人士所有的传记信息。高尔顿总结说，这些顶级人物具有三大非凡之处：出众的“才能”（ability）、非凡的“热情”（zeal），以及“吃苦耐劳的能力”（thecapacityforhardlabor）。
在读了高尔顿著作的前50页后，达尔文写了一封信给这位表兄，表达了他对天赋被列在成功必备素质清单上的惊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改变了我原本不同的看法。”达尔文写道，“因为我一直都认为，除了傻瓜之外，人们在智商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区别只是在于热情与勤奋。我现在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当然，达尔文就是这样一位高尔顿希望了解的成功人士。作为大家公认的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达尔文是第一位用自然选择的结果来解释动植物种类多样性的科学家。同时，达尔文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他不仅观察动植物群，也观察人类。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职业就是去观察那些导致成功生存的微小差异。
所以，达尔文对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的见解值得我们深思。他相信，一个人的热情与勤奋比智力上的能力更重要。
总的来说，为达尔文撰写传记的作家都没有渲染过达尔文拥有超自然的智慧。达尔文当然很聪明，但洞察力并不会像闪电那样让他灵光乍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达尔文的自传也证实了这个观点：“我并不像某些聪明的人那样，有非常快的领悟力。”他承认，“我对冗长且纯抽象思维的理解能力比较有限。”他自认为不能成为一位很好的数学家或哲学家，而且他的记忆力也欠佳：“我对某个日期或者某行诗词的记忆从来不会超过几天时间。”
也许是达尔文太过谦虚了，但他也会夸奖自己的观察能力，以及运用这些能力来理解自然法则的勤勉程度：“我认为我比普通人强的地方在于，我能注意到一些容易被他人忽略的细节，在观察方面很细致。我的勤劳程度就如我对事情的观察，以及对事实的收集能力一样强。更重要的是，我对自然科学的热爱一直都很坚定而强烈。”
一位传记作家把达尔文描述成一个对问题不断思考的人，当其他人早已转向新的、更容易解决的问题时，他还在持续地思考同一个问题。
人们通常对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的反应是：“我稍后再考虑。”然后，人们就会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但对达尔文来说，他会下意识地使自己不去做这种半主动式的遗忘，他会将所有的这些问题放在大脑的后台运行，随时等待着新的相应信息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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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后，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一位名叫威廉·詹姆斯的哈佛心理学家开始对人们在追求目标时的差异展开研究。在其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末期，詹姆斯就该论题写了一篇论文，并发表在了《科学》（Science）杂志上，这篇论文的标题为“人类的活力”（TheEnergiesofMen）。
反思身边朋友与同事的成败，以及他自己努力水平的变化，詹姆斯写道：“与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相比，我们只是处于半苏醒的状态。我们内在的火焰被淋湿，我们的心流被阻遏。我们只用了全部潜在脑力及体力资源的一小部分。”
詹姆斯声称，潜力与实现之间存在一道鸿沟。人们的天赋存在差异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人也许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优于体育方面，或在商业方面的天赋胜过艺术方面。但詹姆斯坚持认为：“人类个体往往深陷在自己的局限当中；每一个人都拥有多类不同的能力，却习惯性地不去加以发挥，活力没有充分调动，而且行动也低于最佳状态。”
“当然，人类的局限性也是存在的。”詹姆斯承认，“就如大树不能长到天空中去一样。”确实有一些边界，我们的能力到了那里便无法再超越了，但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那个边界还很遥远。“事实上，人们拥有大量的潜力，但仅有极少一部分人把这些潜力发挥到了极致。”
这些写于1907年的观点如今也同样适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如此强调天赋呢?为什么在大多数人仍处于旅途的开端、离能力的边界还极其遥远时，就把眼光锁定在能用能力极限做些什么的问题上呢？为什么我们要假定，是天赋而不是努力，决定了我们在未来漫长的旅途中能够到达哪里呢？
数年来，多项在全美范围进行的问卷调查都提出了“究竟是天赋还是努力对成功更重要”的问题。美国人对努力的重视程度是天赋的两倍。在问及关于体育能力的问题时，你也会得到同样的答案。当被问及“如果让你雇用一名新职员，以下哪些素质是你觉得最重要的”这个问题时，美国人对“努力工作”的认可度比对“智力”的认可度高5倍。
这些调查结果与心理学家蔡佳蓉对音乐专家所做调查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些音乐家对努力训练的推崇超过了对天赋的推崇。但当蔡佳蓉间接地试探他们的态度时，却发现他们的偏好倾斜到了另一个方向：“我们喜欢有天赋的人。”
在蔡佳蓉的实验中，职业音乐家阅读了两位有着同样成就的钢琴家的传记，其中一位钢琴家被描述成从小就被发现有钢琴天赋的“天才”，而另一位则被描述为从小就极富目标感与毅力的“奋斗者。”他们随后听了一小段这两位钢琴家弹奏的钢琴曲（他们不知道的是，实际上是同一位钢琴家弹奏了这首曲子的不同片段）。与音乐家之前所说的努力比天赋更重要的观点相矛盾的是，他们断定，具有天赋的钢琴家更有可能成功，也更容易被雇用。
在后续研究中，蔡佳蓉测试了一个颂扬努力工作与奋斗的领域——创业圈，以了解这种矛盾的现象是否普遍存在。她招募了数百名有着不同程度商业经验的成年人，把他们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受试者阅读了一位“奋斗型”企业家的故事，这位企业家被描述为因为刻苦、努力以及丰富的经验而最终获得了成功的人；另一组受试者则阅读了一位“天才型”企业家的故事，他因为自身的天赋而获得成功。所有的受试者都听了同一段商业计划书的录音，并且被告知这段录音是由他们所阅读到的那位企业家录制的。
蔡佳蓉发现，有天赋的企业家被认为是更有可能成功，并更值得雇用的人，他的商业计划书的质量也被认为更加优秀。当人们只能在两位企业家中二选一的时候，人们更愿意选择那位有天赋的企业家。实际上，只有当奋斗型企业家比天才型企业家多具备4年的领导经验，并且多出4万美元的启动资金时，这两个人的差别才会被抵消。
蔡佳蓉的研究揭示了我们对天赋和努力的矛盾态度。我们嘴上表示在手的也许和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价值观并不相同。就像我们往往声称自己一点儿也不在乎恋爱对象的相貌，但在真正选择交往对象时，我们还是会选择“更好看”的而不是“更好”的人。
这种“对天分的偏袒”是对那些因努力而有所成就的人的隐性歧视，也是对那些我们认为其成功是源于天赋的人的隐性偏爱。我们也许不会向他人承认自己对天才的偏袒，甚至都不会向自己承认，但是这种偏袒在我们所做的选择中却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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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蓉本人便是一个有关天才与努力现象的有趣的例子。蔡佳蓉现任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并在最具权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著作。少儿时期，她就读于茱莉亚音乐学校，这所学校大学预科项目的录取标准是：“能展现出天赋、潜力与成就，追求以音乐为职业的学生”，并以为他们提供“让其艺术天分与技能蓬勃发展的环境”为办学理念。
蔡佳蓉在哈佛大学取得了多个学位。她的第一个学位是心理学学士，并且以优等生的最高荣誉毕业。她还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一个是科学史，另一个是社会心理学。之后，她在哈佛大学攻读组织行为与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同时，还拿下了一个音乐博士学位。
你感到震惊了吗？我再做些补充：蔡佳蓉还获得了皮博迪音乐学院钢琴演奏和教学法的学位，并且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过，更不用说在林肯中心、肯尼迪艺术中心，以及庆祝欧盟常任主席执政的活动上举办独奏音乐会了。
如果只是看到她的简历，你也许会得出“她比其他人更有天赋”的结论——“老天，这是一个有着多么超凡天赋的女孩啊！”如果蔡佳蓉的研究属实，这种说法将比“老天，这是一个多么勤奋刻苦的女孩啊”更能为她的成就增添光彩和神秘感，以及更多的敬畏感。
我向蔡佳蓉询问了她对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成就的看法。“好吧，我想我还是有一定天赋的。”蔡佳蓉说，“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太热爱音乐了，我小时候每天都会练习4~6个小时。”后来，到了大学，尽管各类课程和活动繁忙，她仍然会挤出几乎同样多的时间来练习。所以，没错，她是一个有天赋的人，但她也是一个奋斗者。
蔡佳蓉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练琴呢？她是被迫的吗？她在这件事情上有选择权吗？
“哦，我是自愿的，我希望自己演奏得越来越好。当我练琴时，我会想象自己就坐在面向满堂观众的大舞台上，他们在热烈地为我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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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麦肯锡公司投入教学生涯的那一年，这家公司的三位合伙人发表了一篇报告，题为《人才之战》（TheWarforTalent）。这篇报告被广泛地传阅，并最终成为一本畅销书。它主要的观点是：在现代化经济中，公司经营的好坏取决于它们吸引并保留“顶级人才”的能力。
“我们所说的天赋指的是什么呢？”来自麦肯锡的作者在书中开宗明义地问道。他们接着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天赋是一个人能力的总和，包括他内在的天分、技能、知识、经验、智力、判断力、态度、品格和驱动力，它也包括了一个人学习与成长的能力。”这是一张很长的清单，显示了大多数人在试图给天赋下明确定义时所遇到的困难。但我对“内在的天分”被列在清单之首并不感到意外。
当《财富》杂志把麦肯锡公司放在封面上时，它的封面文章是这样开始的：“在麦肯锡年轻的合伙人面前，人们的感觉是，如果灌上一两杯鸡尾酒，他就会把身子前倾，靠在桌面上，说出一些让人尴尬的话来，诸如比较人们的SAT分数等。”文章还说，“麦肯锡文化中对分析能力或公司内部所说的‘聪明’的强调”，简直到了无以估量的程度。
麦肯锡以招募和奖赏聪明的员工而闻名。在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哈佛大学或斯坦福大学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其余的人像我一样，也拥有着可以证明自己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大脑的资历。
跟大多数人的面试一样，我在麦肯锡的面试也遇到了一连串为测评分析才能而设计的脑筋急转弯。面试官问我：“美国每年制造多少个网球？”
“我想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我回应道，“第一个方法是找到一个知情人或者一个行业组织来告诉你。”面试官点了点头，但他的眼神分明在说，他想听到另外一个答案。
“还可以做一个基本的设想，然后做一些数学运算来找出答案。”
面试官露出了灿烂的微笑，由此可见，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答案。
“好吧，假设美国有2亿5000万人。让我们假设最活跃的打网球的人年龄在10~30岁之间，那么，大体上说，他们就占了美国总人口的1/4。这样，我们就可以估算出，大约有6000多（六千多万）万名潜在的网球运动参与者。”
现在，面试官变得兴奋起来了。我继续阐述我的逻辑游戏：根据完全没有依据的估计，对有多少人打网球、他们平均多久打一次、每次用多少个球，以及他们多久需要更换一个损坏或丢失的球等，我对这些数字做出了相应的运算。
我得到了一些数据，也许错得离谱，因为每一步我都是在给依据某种程度上根本就是错误的假设。最终，我对面试官说：“这种数学对我来说并不困难，我正在为一个小女孩做家教，我们经常在一起练习心算。但是，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那我得告诉你，我会打电话向一位知情人请教。”
面试官笑得更灿烂了，并且表示，他已经从我们的互动，以及我的申请材料中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信息。我的申请书里包括我的SAT得分，因为麦肯锡会依据这个分数对候选人做早期筛选。换句话说，如果给美国企业的建议是创造一个重视天赋多于其他任何品质的企业文化，那么，麦肯锡便是依此建议而为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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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一接受麦肯锡纽约公司的工作，就被告知第一个月我将在佛罗里达州克利尔沃特的一间豪华酒店里度过。在那里，我与几十名刚被公司雇用的人会合了。与我一样，大家都缺乏商业训练，但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些亮丽的学历，比如，坐在我两边的，一位是物理学博士，一位是外科医生，而坐在我身后的，是两位律师。
我们都对管理一无所知，也不熟悉任何产业，但这种情况即将被改变——在一个月之内，我们将完成一门叫作“迷你MBA”的速成课。既然我们都被鉴定为超快的学习者，那么，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成功地掌握大量的信息应该不成问题。
在刚刚学到一些泛泛的关于现金流、收入与利润的区别，以及有关“私营企业”的一些粗浅的知识后，我们便被分配到世界各地的分公司，加入咨询顾问的团队，与客户企业匹配，帮客户解决各种问题。
我很快了解到，麦肯锡公司的基本商业运作是很直白的。很多公司以每月很高的价格聘请麦肯锡团队为它们解决棘手的问题。在咨询“契约”结束前，我们需要完成一篇比客户公司内部人员所撰写的方案更具洞察力的报告。
有一次，我们给一家市值数十亿美元的医疗产品集团写了一份大胆而广泛的建议方案，当我在整理这份报告的幻灯片摘要时，我突然意识到，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也许团队中的资深顾问知道的会多一些，但团队中还有刚从大学毕业资历更浅的顾问，他们一定比我知道的更少。
那么，这些公司为什么要付这么高的费用来雇用我们呢？理由之一是，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拥有未被公司内部政治所污染的旁观者的见解，我们也有根据假设和数据来解决商业难题的方法。不过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也许这些公司的老总们认为，我们比公司的在职人员更聪明。雇用麦肯锡就意味着雇用了世界上“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仿佛最聪明的人也就一定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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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才之战》的阐述，那些卓越的公司会猛烈提拔最具天赋的员工、剔除最没天赋的员工。在这类公司中，工资上的巨大差距不但是正当的，而且是受追捧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激烈竞争、赢家通吃的环境能够鼓励并且留住那些最具天赋的员工，同时迫使缺少天赋的员工离职去寻找新的岗位。
达夫·麦克唐纳是对麦肯锡做过深入研究的一位记者，他表示，对这种特定的商业哲学，更贴切的标题应该是向“常识宣战”。麦克唐纳指出，在麦肯锡报告中提及的为其策略背书的榜样公司，在那篇报告发表后的几年，业绩并不好。
新闻工作者马尔康姆·格拉德威尔也批评了《人才之战》。他指出，安然（Enron）公司便是一个以麦肯锡所倡导的“天赋论”为管理手段的缩影。众所周知，安然的结局并不完美。作为世界上曾经最大的能源交易公司，安然连续6年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具创新力的公司。但是，在2001年底该企业申请破产时，事实终于明了，原来，该公司高额的利润只是其大规模和系统性账目造假的结果。安然垮台后，数千名无辜的员工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医疗保险，以及退休养老金。这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企业破产案例。
我们既不能把安然的崩塌怪罪于员工过度聪明，也不能怪罪其缺乏坚毅的品格。但是，格拉德威尔极具说服力地表示，安然员工需要证明自己比其他人都聪明，这种要求在不经意间促成了一种自恋的企业文化，在这种氛围中，大量员工一方面极其自命不凡，另一方面又有着深深的不安全感，因此他们需要不断地自我炫耀。这种文化怂恿了员工短期的表现，压抑了他们长期的学习与成长。
安然破产后，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一部被贴切地命名为《房间中最聪明的人》（TheSmartestGuysintheRoom）的纪录片中。在安然最辉煌的时期，其首席执行官杰夫·斯基林曾是麦肯锡公司的咨询顾问，此人极具才智，但傲慢自负。斯基林为安然建立了一套表现评估系统，每年都会对员工进行评估，并且当场解雇业绩最低的那15%的员工。换句话说，不管你的实际表现水平如何，只要你和别人比起来更差，你就会被炒鱿鱼。在安然内部，这种做法被称为“排队定去留”（Rank–and–Yank）。斯基林认为，这是该公司最重要的策略之一；但最终，它可能也促成一个奖赏欺诈、有碍诚实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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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是个坏东西吗？我们都有同等的天赋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有能力很快地掌握一门技能显然是一件好事，而且，总有一些人会比另外一些人更强。
既然如此，为什么说偏袒天才而非奋斗者是不好的呢？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在孩子们只有七八岁的时候，就把他们分为极少一部分“有天资的”和绝大多数“天资平庸的”两类呢？那些所谓的“才能秀”究竟有何危害之处呢？
让我们看看斯科特·巴里·考夫曼的故事。斯科特的办公室与我的办公室只隔了两扇门，他是一位心理学家，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阅读、思考、收集数据、做统计和写作上。他将自己的研究发表到了科学期刊上，他认识很多长的多音节单词，他拥有卡内基–梅隆大学、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位，他的业余爱好是拉大提琴。
但是，斯科特儿时曾被看作一个学习迟钝的人，当然，这也是事实，斯科特解释说：“我小时候常患耳炎，这导致我无法及时地处理声音信息，所以我总是比班里其他的孩子慢一两拍。”因为学习进度太慢，他被安排到了特殊教育班。三年级时，他就留级了。之后，他在学校心理学家那里做了智力测验。在这次被他描述为“令人痛苦”的诱发焦虑的测验中，斯科特表现得很差，结果被送到了一所专门为学习障碍儿童设立的特殊学校。
斯科特14岁时，一位观察力敏锐的老师把他叫到一边，问他为什么没有在更具挑战性的班级里就读。在那之前，斯科特一直认为自己缺乏天赋，将来在生活中不会有什么成就。
遇到一位相信自己潜力的老师，成为斯科特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他的心态从“你只能如此”变为“谁知道你还能怎样？”。从那时起，斯科特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思考：“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真的是一个有学习障碍且毫无前途的人吗？还是，事实并非如此？”
为了寻找答案，斯科特报名参加了学校里所有具备挑战性的课程和活动：拉丁文课、音乐课、合唱团。虽然不是门门优秀，但他都有所收获。这让斯科特明白，他并非没有希望。
此外，斯科特发现他学大提琴并不费力。斯科特的祖父曾是费城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手，于是，斯科特就让祖父教自己拉大提琴。初学大提琴时，斯科特每天都会练习8~9个小时，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琴技有所进步，这不仅是因为他喜欢大提琴，还因为“我实在是太想让别人知道，我的智力足以让我做好任何事情”。
他确实进步了。之后，斯科特进入了高中的交响乐团。如果故事就到此结束的话，似乎跟坚毅没多大关系。不过，还有后续的故事：斯科特继续努力，甚至增加了练习的时间。十二年级时，他已成为乐队里的第二号大提琴手，同时也是合唱团的成员，他赢得了音乐系颁发的各种奖项。
他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也开始转好，包括很多高难度的资优课程。斯科特所有的朋友几乎都在资优班就读，斯科特也很想与他们同窗共读，谈论柏拉图，做智力挑战游戏，并且在现有的基础上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然，根据他儿时的智力测验结果来看，想做到这些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还记得，那位学校心理学家在一张餐巾纸的背面画了一条钟形曲线，并指着它的顶端说，“这代表普通水平的智商。”然后，指向曲线的右侧说，“如果想进入资优班，你得在这里。”接着，他移向左边说，“这是你的位置。”
斯科特问道：“在哪一点上，意味着已经取得的成就比未来的潜力更重要？”
那位心理医生摇着头，并示意斯科特离开他的办公室。
那年秋天，斯科特决定研究这种叫作“智力”（Intelligence）的东西，并且要得出自己的结论。他申请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认知科学系，但没被录取。当然，拒绝信上并没有说明拒绝招他的具体原因，但是以他出类拔萃的成绩和课外活动表现来看，斯科特只能猜测问题出在他较低的SAT分数上。
“我很坚毅。”斯科特回忆说：“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做到，我一定要想办法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认知科学系。”接下来，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歌剧系参加了面试，因为歌剧系不那么看重SAT分数，而更重视学生的音乐才能和表达能力。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第一学年，斯科特选修了一门心理学课程。不久之后，他把心理学作为辅修专业，接着，他将自己的主修专业从歌剧转成了心理学。最后，他以优等生、斐陶斐荣誉会会员的身份毕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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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斯科特的经历一样，我小时候也曾做过智力测验，并同样因为“不够聪明”而不能进入资优班。不知是什么原因——或许是某位老师要求对我进行重新测试，第二年我被重新评估了一次，并且达到了标准。我想你可以说，我的天资处于边缘区。
对这类故事的一种解读是：天赋本身是件好事，但对天赋的测试很糟糕。是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对天赋的测试以及心理学研究中的其他测试，包括对坚毅的测试，都是极不完善的。
[1]大学预修课程，也称AP课程（AdvancedPlacement），是美国高中开设的具有大学水平的课程，由美国大学理事会（TheCollegeBoard）主持。AP成绩不仅是很多大学招生时的参考标准，学生在入学后也可以以此抵扣一些大学学分。——译者注